一份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最新情报评估重新开启了病毒溯源的辩论，并将推动众议院共和党人成立一个新委员会来调查这一问题。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称，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提供了不到五页的情报更新，称新冠病毒很可能是意外从中国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但《华尔街日报》称，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能源部或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John Kirby）的正式证实，并附有警告：能源部对这项结论给出的评估为“低置信度”。
《华尔街日报》还在同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和四家政府机构的官员仍然判断新冠病毒很可能是自然传播的结果。
即便如此，兴高采烈的共和党人还是抓住这些调查结果，宣称他们对中国实验室泄密理论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听闻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后，多数科学家表示他们认为病毒溯源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因为能源部的结论并未提供任何新证据，“低置信度”尤其强调了证据可能存在纰漏。
尽管科学家们仍然主要认为，该病毒自然发生在动物身上，并在中国武汉的一个市场爆发后传播给人类，但许多科学家表示，不能彻底排除实验室泄密理论，同时应该把它与经常伴随着它的种族主义宣传区分开来。想要对病毒进行溯源，需要摒弃高度政治化的影响，否则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可能继续分裂和两极化。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能源部远未完全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因为结论是在“低置信度”下得出的，而不是在中等或高度信心下得出的。
情报机构置信度或者信心水平来对其情报的质量做出低、中、高置信度评估。在2007年评估伊朗是否寻求发展核武器时，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是：“我们以高置信度判断，德黑兰在2003年秋天停止了核武器计划；我们还以适度到高度的置信度评估，德黑兰至少保留了发展核武器的选项。”
当时NPR对于这三种情报等级给出了以下解释：
- 高置信度意味着情报界普遍认为一项判断是基于高质量的信息，或者该问题是一个可以做出可靠判断的问题。
- 适度置信度意味着信息是可信的，来自可信的来源，但没有得到充分的证实，以保证较高的置信度；或指信息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存在有不同的观点。
- 低置信度意味着情报分析人员质疑信息的可信度或合理性，信息不足、可疑或非常分散，或者情报分析人员对来源存在重大担忧或问题，难以做出可靠或明确的分析推断。
在给出“低置信度”这一评估时，已经说明能源部对所获得的情报、分析的过程和结论并不能建立确切的结论，因此远不能得出“能源部已经支持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说法。
不过，即使在低可信度的情况下，能源部的分析也很有分量，这是因为这个部门管理着一个相当神秘但又重要的情报团队，这使得人们又无法完全忽视它的任何新进展。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能源部监督着17个国家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综合体雇佣了数万名科学家，代表了从物理学、数据分析到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等许多技术专业。此外，该部掌管着一个被称为Z部门的传奇团队，该团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对中国和俄罗斯等美国对手的核、化学和生物武器威胁的秘密调查。
据能源部一名前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解释，这种技术背景可能导致能源部在情报方面占据先机：“能源部是一个拥有数万名科学家的技术机构，不仅仅是物理。还有化学和生物专业知识。他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技术方面来看待情报。”
但问题是，如果无法接触到能源部报告的文本，就不可能知道该部门是如何得出结论的。而现在，这不到五页更新文本恰恰未曾公布，因此科学界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观点仍然没有改变。
一名消息人士对NBC新闻警告称，情报界并不认为能源部的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各部门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存在分歧。
美国情报界由18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组成，能源部是其中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其他联邦机构均可以接触到美国能源部在进行评估时使用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并没有改变他们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立场。
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对新冠病毒起源的分析充其量是相互矛盾。在拜登于2021年5月下令进行情报调查后，实验室泄露假设确实受到了审查。但在参与评估的九个情报实体中，只有联邦调查局此前以“适度置信度”得出结论，认为新冠大流行始于实验室事故；四家机构和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自然来源；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三家机构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但其中两家机构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认为这种病毒既不是作为生物武器开发出来的，也不是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
在这当中，只有能源部一家新近改变了看法。
这种分歧也导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2021年10月发布的一份解密报告得出结论说，联邦情报机构“评估认为，自然起源和实验室相关事件都是新冠病毒首次感染人类的合理假设。”也就是说，美国情报部门没有排除自然溢出和实验室泄露这两种可能，为什么没法排除？因为两种可能都有一定的证据——尽管自然溢出在主流科学界受到了更多的支持。
看到了这份报告后，伦敦国王学院科学和国际安全专业的菲利帕·兰佐斯博士（Filippa Lentzos）对英国《卫报》说，起源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这很可能是自然溢出的结果，但也可能是与研究相关的活动的结果，比如实验室泄漏或实地调查事件。两者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有历史先例和间接证据，”她说。
“虽然我相信‘实验室泄漏’理论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但我应该指出，美国能源部的评估对这一评估‘低置信度’，他们的评估没有改变任何其他机构的想法。”
格拉斯哥大学研究病毒进化的大卫·罗伯逊（David Robertson）教授表示，他担心“关于新信息的模糊谣言”会导致有关该问题的错误信息。他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新冠病毒是自然起源的，即不仅仅是一份报告，而是自2020年以来稳步积累的多条证据。”
香港大学病毒学教授金冬雁对此表示赞同。“对于我和其他有常识、了解事实的科学家来说，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极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故事是虚构的，就像反称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实验室泄露一样荒谬。”
一般来说，大多数新的传染病都来自动物，包括2003年的SARS病毒。其他从动物飞跃到人类的病毒包括艾滋病毒、西尼罗河病毒、鼠疫和引起莱姆病的病毒。
精确地确定一种特定病毒是在何时何地从何种动物传染给人类的，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一项挑战。已知的第一次埃博拉疫情发生在1976年，但至今科学家们仍然不知道埃博拉病毒的确切来源，只能主要将怀疑对象集中在已知携带类似埃博拉病毒的蝙蝠和非人灵长类动物身上。
早期迹象表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大流行的源头。第一批报告的病例中有许多是去过市场的人，这些市场出售的动物，包括浣熊和红狐可以感染和传播新冠病毒。
如果科学家们能够回到过去，对所有这些动物进行采样，并找到那些携带引发大流行的新冠病毒版本的动物，这将提供相当令人信服的人畜共患起源的证据。但由于在武汉开始发现早期病例后对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消杀整顿，所售动物的血样未曾采集，这些证据可能也已经不复存在。
但仍然有许多证据表明，这个市场发生了一两次外溢事件。根据去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分析，华南市场是早期新冠病例报告最多的中心。
总的来说，这些证据不是决定性的，但许多专家相信自然溢出效应。犹他大学病毒学家斯蒂芬·戈尔茨坦（Stephen Goldstein）说：“我的信心很高。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指向华南市场。”
实验室泄漏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在新冠病毒的最初“震源中心”城市武汉，刚好有一个病毒学研究所。武汉病毒研究所是生物安全4级设施，这意味着它在最高安全级别下运行，这通常是为传染性病原体或毒素保留的，这些病原体或毒素具有通过空气传播的高风险，如果没有疫苗或特效药，可能会引发危及生命的疾病。
不能完全否认中国发生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此前曾发生过实验室事故，包括2004年的一起事故，当时实验室工作人员无意中接触到了最初的SARS病毒，随后将病原体传播到实验室之外，导致多人患病，至少一人死亡。
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分子生物学家艾琳娜·陈（Alina Chan）对美联社说，她不确定能源部掌握了什么新情报，但“有理由推断”这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活动有关。
“实验室事故发生的频率令人惊讶。很多人并没有听说过实验室事故，因为它们没有被公开谈论，”陈说。她与人合著了一本关于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书。这样的事故“强调了让高度危险病原体的研究更加透明和更负责任的必要性。”
不过，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否在大流行前就已经开始研究新冠病毒了呢？该研究所的研究确实涉及更广泛的新冠病毒家族成员。但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那里的研究人员研究了任何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的病毒。世卫组织的报告发现，在大流行之前，武汉实验室曾研究过一种与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已知亲属，一种名为RaTG13的病毒。但这种病毒与新冠病毒的DNA共享率仅为96.2%，与人类与黑猩猩的DNA共享率大致相同。换句话说，虽然96%看起来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它标志着两种病毒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遗传鸿沟。
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的免疫学家吉吉·格隆瓦尔（Gigi Gronvall）对Grid News解释说：“RaTG13与新冠病毒只有百分之几的不同，但两者间不是只有基因组的一个部分存在不同；它们的不同贯穿于整个基因组中，要形成这种变化需要很长时间。”
同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代理院长2月对众议院一个小组表示，武汉实验室正在研究的病毒“与新冠病毒无关，它们在基因上是不同的”。
不止是针对新冠病毒，事实上，确定任何病毒的起源通常都具有挑战。找到“溢出”（病毒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的位置是困难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通过比较病毒在第一批感染动物病毒序列的人身上的基因来找到宿主绝非易事。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样本欠缺，而很多外部团队又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公布其研究和实验范围时缺乏透明度，这都给溯源增添了难度。
犹他大学的戈尔茨坦因此说：“在这一点上，问题不一定不可能解决，但离事件隔得越远，就越难解决。”
新冠病毒溯源的复杂、证据的模棱两可导致，支持任何假设的人可能都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国际难民组织主席、前美国国际开发署新冠首席官员杰里米·科宁迪克（Jeremy Konyndyk）对《卫报》说：“你得到的先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对证据的解释，因为最终，证据可能会暗示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如果你想编造一个故事，为实验室泄密理论辩护，你可以这么做。如果你想编造一个故事来证明自然起源、自然溢出、海鲜市场放大理论，你可以这样做。任何一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明确地证实或证伪。”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Michael Osterholm）对Axios说，即使能源部最新的评估中几乎没有额外的信息被曝光，也会有很多新的猜测。“它会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这个回音室会让那些认为这是实验室泄漏的人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而那些认为这是自然溢出的人也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新的证据。”
使用低质量的情报结论，只会令有关新冠溯源的科学问题变得越来越两极化。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前政策顾问比尔·高尔斯顿（Bill Galston）表示：“这不就像美国政治中的其他一切吗？一方的党派立场会招致另一方的党派回应。由于高度的两极分化和高风险，有很多可能被称为反应性思维的东西正在发生。毫无根据的指控会招来毫无根据的回应。”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专栏作家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 是《即将到来的瘟疫：失衡世界中的新出现疾病》一书的作者，他补充说：“我对我们目前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所处的位置的担忧是，几个非常严重的真实问题正在被混为一谈，它们正被那些根本不了解这些问题也不在乎这些问题的人出于政治目的而操纵。
“我们在国会听证会上没有听到我们应该做什么来加强化学和生物战协议，并确保世界实验室研究的安全。没人这么说。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不是他们的议程。”
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还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病毒来自实验室泄漏，这意味着世界需要更好的生物安全标准；如果病毒是通过动物向人传播的，人类需要更加关注人畜共患疾病和对它的防范。但当人们都满足于在自己信息的回音室里接收自己早已站队的证据时，对真相的追寻只会变成无休无止地指责和威胁。
参考资料：
https://www.cnn.com/2023/02/27/politics/covid-lab-leak-what-matters/index.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07/03/02/washington/02intelbox.html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6989979
https://www.axios.com/2023/02/27/covid-lab-leak-assessment-deb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