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本系列的前三篇文章，我们关注了加州无家可归危机的现状并介绍了两种在德州行之有效的无家可归者帮助项目，分析了这些项目在加州落地的挑战。接下来我们还想通过一些专业机构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把加州无家可归的问题看得更清楚，找到真正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此前，我们曾翻译介绍过一份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关于加州无家可归问题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3200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的365人进行了深度采访，被称为有史以来，对加州无家可归问题调查范围最大的一份报告。
参考阅读：《“房太少太贵”，新研究揭露加州游民危机的深层原因》
该报告给出了关于加州无家可归问题比较全面的一些数据。
这份报告还发现，尽管各级政府已经为无家可归危机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只有不到一半的无家可归者（46%）接受过正式的支持服务，超过一半的人没有获得过任何来自机构的支持和帮助。
从这些数据中能很清晰地勾勒出加州无家可归者的现状：他们绝大多数是加州本地人，大多数的有精神健康、毒品上瘾和酗酒的问题，一部分人进过监狱，大部分人遭受过身体伤害。可以说这是一群绝对的弱势人群，游走在社会边缘和保障网络之外。
这份报告也对中文社区内关于加州无家可归者的几条主要谣言进行了澄清：包括加州的无家可归者大多来自外州；他们能得到很多福利，并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等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加州的无家可归危机呢？另一份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报告试图给出答案。
人所共知，加州房价高，房租贵。从2000年至2021年，加州的都会区房价翻了三倍，2021年3月底，加州的普通住宅房价为77.5万美元，是纽约和佛罗里达的两倍，德州的三倍。
房价高企也带动了租金上涨，在湾区，一套两居室公寓的房租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而全国平均值则是1200美元。在加州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房租支出超过了收入的30%，已经成了家庭的主要负担。
斯坦福大学的报告认为，加州房价高企既有需求端的原因，也有供给端的原因。在需求端，1990年以来，互联网科技产业的高速发展为加州带来了大量高收入工作机会，2021年加州贡献了全美44%的新增岗位。
新的工作机会必然吸引新的人口，新的人口也必然需要新的住房。然而，加州的住房增长速度却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下图显示的是加州与全国住房建设许可的变化情况，可以很明显看出1990年以后，加州的住房建设许可数就一直低于全国水平，没有足够的住房许可就无法建设足够的房屋，导致住房的供给端出现了供应不足的情况。
加州无法建设足够房屋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已有房屋的居民对新建房、尤其是多户型公寓大多持反对意见，这很好理解，因为房屋供给受限，会让已有房屋价格上涨，谁都想自家的房子越来越值钱，甚至反对新建房屋的业主还可以用环境诉讼的方式延缓新房开发的进度。
第二个原因则是建房所需的各类审批手续复杂，审批时间也很长，包括分区变更、许可证申请、标准变更、场地规划审查、设计审查和环境影响审查等等。以环境影响审查为例，洛杉矶完成该项审查的平均时间是43个月，而圣莫妮卡（Santa Monica）甚至高达77个月。
基于以上两个主要原因，导致了过去20余年，加州新增住房建设长期不足，再叠加高收入的科技型企业吸引了大量人才落地加州，共同推高了房价。在房价和租金都高企的情况下，居民一旦失去了稳定收入，就非常容易陷入困境，再叠加住房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的不足，最终走向了街头。
如果说高房价、高租金、住房短缺是加州出现无家可归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几个因素则进一步恶化了无家可归者的状况。
第二个原因在上一篇介绍庇护所的文章中有所提及。
参考阅读：《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三）：加州 VS 德州：庇护所究竟需要吗？》
简要概括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联邦和加州接受“住房优先”的政策理念，都把更多资金分配给了可负担住房的建设，而减少了对庇护所系统的支持，导致主要城市的庇护所床位数量不增反降。
与此同时，可负担住房建设的数量与速度也跟不上无家可归者增长的速度，于是自然无法给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
在本文第一部分的调查曾列出过一个数据，82%的无家可归者都经历过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60%以上都有药物或酒精成瘾的问题，甚至有部分人是因为这些问题而失去了工作，最终流落街头。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上述问题与无家可归是有较强的关联性。
斯坦福大学的这份报告认为，美国精神疾病医疗体系的变化，是造成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群难以寻求帮助，最终成为无家可归者的重要原因。
早在1950年代，美国联邦层面就开始对精神疾病医疗体系进行改革，其导火索是1954年，美国FDA批准了首个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氯丙嗪，这让当时的人们乐观地认为，在药物的帮助下，精神病人也可以回归社会，正常生活，而不用在当时充满争议的精神病院中被监禁。
1963年，肯尼迪总统签署了标志性的《社区精神健康法案》（Community Mental Health Act），为在社区进行精神病人治疗提供资助。不过在此之后，来自联邦的对社区精神健康机构的拨款逐渐缩减和变化，并没有达到最初立法时的目标。
而且在此之后联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禁止地方的州立精神病院使用医疗补助金（Medicaid）为非老年人的精神病人支付治疗费用。失去了联邦资金的支持，直接导致各州纷纷减少精神病治疗机构的规模，甚至关闭了专业的精神病医院。
下图可以看到，从1950年至2016年，美国每10万人中，在公立精神病院住院的人数从接近337人，骤减到11人。公立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患者人数从 1955 年的 558 239 人骤降至 2016 年的 37 209 人，缩减幅度超过93%，而同期美国的总人口从1.66亿人增加至3.23亿人，翻了几乎一番。
加州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根据兰德公司（Rand）的一项研究，该州预计短缺 4767 张急性和亚急性住院病床以及 2963 张社区住院病床。
专业精神疾病治疗机构的不足，导致部分因精神健康问题出现行为异常的人最终只能走进监狱。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PICC）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至2022年，尽管加州县级监狱的平均监禁人数有所下降，从7万人降至5.5万人左右，但有精神健康需求的囚犯比例从20%增加到53%，确诊有精神病的罪犯数量则超过1万人。
而一旦有过监禁记录，重返社会的难度会进一步增加，服刑完毕后很容易流落街头，于是出现了从精神病人到监狱再到街头的恶性循环。本文开头的那份UCSF报告发现，19%的被访者是因为受到监禁而最终流落街头的。
斯坦福大学报告中，加州无家可归危机的第四个原因是该州的司法体系改革。从2011年开始，为缓解加州沉重的监禁人口负担（当时加州各级监狱中共有17万名囚犯），加州开始通过一系列立法，将部分犯罪行为由重罪调整为轻罪。2011年通过的AB109和2014年通过的Prop 47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改革。
这一系列改革确实实现了对部分非暴力犯罪的轻罪化，减轻了加州监狱系统的压力，但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涉及毒品法庭。
毒品法庭始于1989年，是美国司法系统中针对非暴力持有毒品者的特殊项目，为有毒品依赖的个人提供传统刑事司法案件判决的替代方案。该模式联合司法、医疗、社会工作者等不同团队，采用对抗性较弱的方法处理案件，并将严密的司法监督、监测和药物滥用治疗服务相结合，以取代监禁。
具体实践中，如果因持有毒品被判有罪的罪犯，完成了毒品法庭提供的戒毒治疗和工作培训等项目，则有机会被减轻刑罚，免于监禁。研究表明，毒品法庭在提高治疗完成率、减少累犯、监禁和后续毒品使用方面非常有效。
然而，多项加州司法改革的评估研究显示，由于持有可卡因、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冰毒）等受控物质被归类于轻罪，使得通过毒品法庭项目进行戒毒治疗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显示，对于有毒品依赖的无家可归者而言，缺少了毒品法庭这一成熟的途径，他们实现成功戒毒的几率和进行治疗的时间都有所下降。
而无家可归的吸毒者在社区接受治疗时也面临着重重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接受 MediCal治疗项目的等候名单过长，缺乏电话（注册时需要打电话）、交通和身份证件等基础资料和设备等。因此，加州的司法改革可能剥夺了一些无家可归者获得并完成戒毒治疗的有效渠道，最终只能在街头徘徊。
综合以上四个原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加州的无家可归危机既有联邦层面的普遍原因，也有地方层面的特殊原因，且相互作用，非常复杂。任何把无家可归问题归咎于某个单一政策或政党的说法都是浅薄，且不负责任的。
那么这个复杂的局面，未来究竟应该怎么办？在本系列最后一篇文章中，我们将通过多个机构专业机构的视角，为读者一一梳理。
参考资料：
https://calmatters.org/explainers/housing-costs-high-california
https://www.ppic.org/blog/county-jails-house-fewer-inmates-but-over-half-face-mental-health-issues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13/10/20/kennedys-vision-mental-health/310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