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以解决纽约可负担住房问题、提供免费巴士以及提高对富人的征税等主张，当选为纽约市市长。
我们总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这话一点不假。开始执政后，马姆达尼马上就面临巧妇没米下锅的情况：根据马姆达尼在1月底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他的前任留给他的巨大财政赤字，造成今明两年的财政预算有个120亿美元的缺口。
马姆达尼指责前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在州资金分配上短斤缺两，称其“榨取本市资源”，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失衡局面。但他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前任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称这笔赤字（将创2008年财政危机以来新高）源于亚当斯“蓄意低估预算”的决策。
马姆达尼发誓：“我们将以大胆的解决方案应对这场危机，这意味着要重塑州与市之间失衡的财政关系，也意味着现在正是向最富有的纽约人和最盈利的企业征税的时机。”
在新政府的努力下，三周后马姆达尼交出的两年财政预算，已经将缺口缩小至54亿美元。
尽管市政府可通过多种途径与州政府合作增加收入，但马姆达尼坚称自己仅有两种选择：提高市房产税或说服纽约州长凯茜·霍楚尔(Kathy Hochul)对富人增税。而他相信增税是正确的选择，提高市房产税只能作为万不得已的下下策。
马姆达尼提议将年收入超百万美元的约3.4万户家庭的市所得税税率从3.88%提高至5.88%。他还呼吁提高企业税率。
州参议院和州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也希望提高富人的税收，但他们的门槛设在家庭收入500万美元以上。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报告，美国成年人中大多数支持给大企业增税，也支持给年收入超过40万的家庭增税，支持率分别为63%和58%（上图）。
根据锡耶纳大学最近的一项民调显示，约63%的纽约市居民支持对年收入至少100万美元的人群增税，54%的纽约州居民也支持这一计划。
所以，给富人增税的做法顺应民意。
但是，马姆达尼增税的方案在州长霍楚尔那里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霍楚尔今年要竞选连任，她曾承诺纽约州居民不会加税，她坚决拒绝在竞选年收回承诺。
而且，就是在民主党政客中，霍楚尔也不是个例。
目前，加州一个医疗工作者工会SEIU-UHW正赶在4月之前收集90万个有效签名，试图将一个对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人征收5%的一次性税款提案列入11月的选票，让加州选民公投。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就是反对这个提案的，加州科技富豪一抓一大把，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此举会吓跑科技界领袖。
纽约市独立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百万富翁群体仅占纳税申报人的1%以下，却承担着全市约37%的个人所得税。如果这些人都搬离纽约，岂不是反而减少了纽约的税收吗？
总之，如果只是某个地方对富人提高征税，一个最普遍的反对理由就是这样会把富人吓跑，搬到收税低的地方去。
只是，这个听起来似乎符合逻辑的说法并没有事实支撑。
纽约州最近两次针对高收入群体的实际增税分别发生在2017和2021年。财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简称FPI）2023年12月的一个报告，对这两次增税进行了创新性的统计分析，揭示出高收入群体并未因增税而显著改变其迁移行为。
1）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人群迁出纽约的原因在于新冠疫情，而非税收。
2021年的确有大量富人离开纽约，但FPI的分析发现，这是因为疫情，而不是2021年的增税。从上图可以看出，疫情前的2017-2019年，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离开纽约市的比例是富裕阶层的4倍，说明2017年给富人增税并没有造成大量富人离开。2020-2021年疫情期间，富人大量离开，但疫情后的2022年，又开始趋向于疫情前的状况。
其实，普遍的迁移规律是：富人不太移动，生活比较挣扎的群体才经常移动。本来嘛，搬家多麻烦，如果有资源应付各种变故，谁愿意搬家啊。只有经济上相对脆弱的群体，才不得不因为家庭或工作变故而搬家。
2）当高收入群体确实迁出纽约州时，他们更倾向于迁往其他相对高税的州，而非低税州。
上图左边数据显示，当纽约的高收入阶层搬离纽约时，他们大部分去了康州(28%)，新泽西(27%)和加州(22%)，这些都是高税收州。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去佛罗里达(9%)，一个不征收州个人所得税，成为退休群体热门选择的州。上图右边数据则表明，收入越高，去低税收州的比例越小。
纽约市的亿万富翁、食品零售商约翰·卡茨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就是以富人都要搬走为理由反对马姆达尼的税收计划，他说：“我认为这是个愚蠢的举措。我们常开的一个玩笑是，纽约政客是佛罗里达州最棒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们真的在嘲笑我们。”可是，数据告诉我们，这样的说法才是笑话。只是，这个错误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脑中。事实上卡茨马蒂迪斯自己也说他本人并没有问题，“我的钱到死也用不完”。
其实，搬去佛罗里达的大多是退休的人，因为退休的人已经不在乎当地的经济情况和就业机会，只要税收低就好。但这个群体是仍需要对退休金精打细算的家庭，与富人无关。
3）尽管新冠疫情期间有部分百万富翁离开，但纽约的百万富翁人数仍显著增长。
虽然纽约在2020至2022年间流失了约2400户百万富翁家庭，但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和不断上涨的工资，同期纽约新增了1.75万户百万富翁家庭。上面两张图分别是2017-2022年间纽约收入达到百万的家庭数和2015-2021年间不同区间段家庭收入数目的分布。
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数一直在增长，而且是收入越高的区间增长速度越快。
总之，新冠疫情期间高收入人群迁出纽约的现象是暂时的，主要由居家办公和逃离拥挤的城市所驱动。各方面数据都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证据表明存在因避税而迁出纽约的情况。
这些数据还支持另外一个理论：打造强有力的经济环境，提供可负担住房，扶持年轻人，则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新富人，极大地有利于税收。而在纽约成长起来的百万富翁，也是最不愿意离开纽约的人。
好玩的是，一贯的理论都认为地方性增税会发生富人逃离，而且还能根据税收的增长幅度预测富人逃离的程度。上图分别是对纽约州2017年（左）和2021年增税前后理论与实际富人搬离比例的比较。红色虚线是理论估计的情况，蓝色实体是实际发生的。可以看出，2017年增税后，富人离开的幅度稍有增加，但远不是理论预测的那样。而2021年增税后离开的富人反而大幅减少。
只能说，事实证明那些看似符合逻辑的理论完全不靠谱。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太有钱了，根本不会为了这点稅放弃自己熟悉、喜欢的环境。（类似不靠谱的理论不少，包括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就会造成失业率和物价上升等。而实际数据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最低工资，对失业率和物价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很多富人反对市长对富人增税的方案，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纽约市也有那么一群收入超过百万的人对马姆达尼的政策表示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百万富翁”的组织，致力于推动立法者改善工薪阶层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迫使富人缴纳更多税款。
律师克雷格·卡普兰(Craig Kaplan)就是该组织的积极活动成员之一，他的活动目标之一是说服州长霍楚尔对像他这样的纽约富人加税。他说：“我无法想象收入如此之高的人会因为2万美元的增税而离开纽约。对我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根据新学院纽约市事务中心经济与财政政策主任詹姆斯·帕罗特(James Parrott)的分析，在全美十大城市中，纽约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这也是“爱国百万富翁”成员所强调的：当收入不平等加剧时，需要更多公共服务。
“爱国百万富翁”成员之一，作家安德鲁·托比亚斯(Andrew Tobias)表示，只要“人人都得缴税”，他很乐意多缴税。他建议马姆达尼想出一些新颖的办法向富裕的纽约人表达谢意，比如，送一个带着感谢信的果篮：“你今年赚了3800万美元——这真是个美妙的烦恼。”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托比亚斯对百万富翁中“底层”表达的同情。他说，大多数富裕居民应该都能自如应对市长提议的增税，但他对年收入仅略高于100万美元且开销巨大的家庭表示同情：“如果你在汉普顿有一处房产，还有三个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那恐怕很难维持生计，可能有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牺牲。”
这让我想起在美国读书时的一件事情。一天，我不知发了什么神经在抱怨钱不够花，导师就给了个忠告：“你放心吧，钱不够花这件事是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你永远都不够花。”我一下子大彻大悟：这不就是说要量入为出吗？
对收入不够解决温饱的人说量入为出太讽刺，也太残忍。但对百万富翁说不是一回事。纽约长岛的汉普顿素有“美国最富庶地区之一”的美誉。能够在那里置房，孩子都上私校的家庭，一年多交几万稅真的只是一个“美妙的烦恼”——只要量入为出就行了。
大概是1998年左右，著名女歌手、演员、导演和制片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宣布要过“简单一些”的生活，要把当时拥有的7个房产中的5个出售，只留下分别是在洛杉矶和曼哈顿的两处房产（那个留下的曼哈顿房产后来也于2025年售出）。她位于洛杉矶地区的Malibu compound是她的常年住宅。就是说，她唯一留下的第二房产是曼哈顿的一个（她当时有好几个曼哈顿房产）。
很多富人都是无论如何都要在曼哈顿保留一个房产，经常是，如果只选择两个房产，那就是纽约和伦敦，或者纽约和巴黎，等等。
纽约的百老汇秀、博物馆、美食和文化氛围，都是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是一个别处无法替代的充满特殊魅力的城市。而富人的商业、企业更是与当地和周边环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说绝对不会有人因为增税离开纽约，但一般来说，有足够资源的富豪不会仅因为钱的原因离开。
从另一个角度看，纽约是一个最有能力承受给富人增税的负面效果的城市。看看现在一日比一日更严重的贫富差距，给富人增税是一条必走之路，如果纽约不带头谁带头？
现在，民意早就到位，纽约市长、州参议院和众议院不仅意向明确还一再给州长施压，就欠州长霍楚尔这个东风了。
说实话，加州和纽约州长都反对给富人增税，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富人搬走，非常存疑。作为政客，不可能不关心这方面的数据，要不为什么市长和那些议员就没有这个担心呢？更可能的是，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竞选金主（更难听的说法是被富人收买了）。
“爱国百万富翁”中的积极分子卡普兰就为民主党2024年竞选筹款出了大力。但他也是积极为给富人增税政策呼喊的人。为什么霍楚尔就看不出这已经是大势所趋呢？是的，她曾经承诺不增税。只是，我不懂，在贫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时候，为什么给富人增税还会有问题。如果有不增税的承诺，难道不应该理解为是不给普通老百姓增税吗？
霍楚尔的税表披露，她2024年的家庭收入近150万美元。这不应该是她反对的理由吧？至于担心今年的选举，马姆达尼能够以压倒性优势赢，为什么却成为霍楚尔的负担呢？
不管霍楚尔反对给富人增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希望她能够重新思考，看清现在的局势，拿出舍我其谁的勇气，让最有资源的纽约成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榜样。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26/01/28/nyregion/mamdani-budge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2/18/nyregion/mamdani-millionaire-tax-property.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11/nyregion/nyc-tax-rich.html
https://fiscalpolicy.org/migration
https://www.nytimes.com/2026/03/09/nyregion/tax-the-rich-alban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