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9 月21日的亚利桑那州格兰岱尔，七万余人涌入州立农场体育馆，参加查理·柯克的追悼会。体育馆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矛盾的气息：既有哀悼逝者的肃穆，也有集会式的喧嚣。有人拿着十字架，为柯克举手，还有人的在呼喊政治口号，氛围像是布道与政治大会的混合。
当天，现场最感人的一幕是查理·柯克的遗孀艾丽卡以颤抖的声音说：“我的丈夫查理，他想要拯救年轻人，就像那个夺走他生命的年轻人一样……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她引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父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明白。”之后，她艰难地说出：“我宽恕他”，随后忍不住留下泪水，全场观众为她起立鼓掌。这是一个沉重却充满信仰的表白，指向的是宽恕与原谅。
然而当艾丽卡结束发言几分钟后，仇恨的话语就替代了宽恕，压轴发言的川普本可以顺着悼念的基调继续，但他选择了另外一种表达。他先是称赞柯克是“高尚的传教士”，随即脱稿加上自己的看法：“我和查理的不同在于，他不恨他的对手，而我恨。我不希望他们得到好处。”全场爆发笑声与掌声，像是听见了一个解放性的真相。川普最后转过身，对艾丽卡说了一句“对不起”，却没有收回自己的话。
这就是这场追悼大会最为吊诡的一幕：一个以宣扬基督之爱自居的信徒遇难了，而纪念他的人却满嘴仇恨与战争。当天不仅川普一人鼓动着斗争，大量内阁成员、右翼网红或宗教人士的发言中，都充满了这类话语。
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思站上讲台，用铿锵的语调宣布：“这不是一场政治的战争，不是一场文化的战争，而是一场属灵的战争。”现场观众立刻发出热烈的掌声与欢呼，仿佛他所说的不仅是悼念，更是号令。紧接着，极右翼活动人士杰克·波索比克高举念珠，带领群众呼喊：“你们准备好披上上帝的全副军装，去面对高位的邪恶了吗？现在就是时候！”
这一幕几乎浓缩了美国当下政治与宗教纠缠的全部矛盾。一边是遗孀以基督信仰为基础的宽恕与和解；一边是最高政治人物毫不掩饰的仇恨，并且借由宗教化的语言把仇恨正当化。追悼会原本是悼念与纪念的场所，却被改造成一场带有“属灵战争”修辞的宗教集会。人们为宽恕鼓掌，但为仇恨欢呼得更热烈，这种错位揭示出美国公共生活中潜藏的危机：政治正在被宗教语言重塑，仿佛民主制度下的对手关系不再是“意见不同”，而是“正义与邪恶的生死对决”。
如果说这场追悼会是这种趋势的高光时刻，那么它的背景与成因则早已深植于查理·柯克生前所经营的庞大组织机器中。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起底查理·柯克的事业：美国转折点》中重点提到过，查理·柯克一手创立的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 简称TPUSA），本是一个以保守派校园活动为起点的非营利组织，在第一次破圈，全情投入共和党政治活动之后，更进一步地与福音派基督教绑定。
2021 年，TPUSA Faith 成立，专门针对教会与牧师，提供免费的宗教培训课程、布道模板，举办牧师峰会和信徒峰会，要求教会领袖在讲坛上谈论政治议题，并暗示“真正的信徒”必须支持共和党。柯克甚至公开要求牧师们在布道时说：“民主党相信的一切，都是上帝所憎恶的。”这种把党派政治直接等同于神学真理的做法，等于是把教会变为党派动员的前线。
长期保守主义者、小布什总统的演讲稿撰稿人、同时也是《大西洋月刊》的专栏作者Peter Wehner，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披露，TPUSA Faith与更广泛的福音派网络以及激进的基督教右翼先锋新使徒改革运动（New Apostolic Reformation, 简称NAR）相互呼应。NAR 的思想强调“七山使命”，即基督徒应当掌控社会的七大领域：政府、教育、商业、媒体、家庭、宗教和艺术娱乐。
在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中，这种关联显而易见。NAR的领导人兰斯·沃尔瑙被权威学者称为“美国神权统治主义之父”，而柯克则被沃尔瑙称为"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二人在去年的“勇气之旅”中携手为川普助选，于摇摆州举办的活动中，把宗教复兴集会与政治集会混成一体。
同样在“七山使命”的指引下，柯克敏锐地把这一神学话语带入了教育领域，专门成立了针对K-12阶段教育的组织Turning Point Academy 以“让上帝回到课堂”为口号，挑战公立教育体系。在这种操作下，TPUSA 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组织，而是一个横跨校园、宗教、教育与政治的多面体。这也回答了为什么柯克的追悼大会，会成为一个混杂这些领域右翼声音的大杂烩。
从校园到教会，从播客到讲坛，TPUSA 构建的是一个不断放大的动员闭环。它制造敌人——无论是教授、政客还是整个民主党；它放大威胁——移民是替代者，公立学校是洗脑工厂，疫苗是毒药；它提供行动脚本——捐款、投票、参加集会、在社交媒体转发信息。恐惧被系统地转化为行动，而行动被转化为资金和政治资本。这一模式在柯克去世后并未终止，相反，他的死亡很可能成为新的动员符号，被继续纳入机器的运转。
从这个角度看，追悼大会上的“属灵战争”并不是即兴的修辞，而是整个组织逻辑的自然延伸。宗教语言在这里不是信仰的见证，而是动员的工具，是把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简化为善良与邪恶的斗争、把妥协空间压缩为敌我划线的剑拔弩张。
TPUSA 的扩张路径告诉我们，政治与宗教在美国的结合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和制度化操作的战略。柯克并不是第一个嘴上说着信仰，心里想着选票的人，当然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事实上，追悼会现场那种话语的爆发力，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有一整套思想史上的回声，两位相隔一百多年的思想家早已对类似现象发出过警告。
早在十九世纪末，俄国思想家、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在《教会与国家》一文中指出，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依赖的是军队、税收、惩罚乃至战争这样赤裸的强制手段；而教会一旦与国家结合，就会为这些手段披上神圣的外衣，让流血与压迫看起来像是“上帝的旨意”。
他在原文中写道，“教会与国家的结合，在我看来，是最大的祸害之一，是基督教世界陷入错误处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是暴力，教会则是这种暴力的辩护。教会借助国家的权威来支撑自己，国家则借助教会把自己的暴力神圣化。结果，本该引导人们走向真理的教会，反而成了让人停留在错误状态的主要手段。”
他笔下的教会，不再是耶稣所传递的爱与怜悯的共同体，而是成为沙皇国家暴力的辩护人。这个批评原本是写给俄国的，但放到今天的美国政治语境里，却几乎可以无缝对接。
当国防部长皮特·黑格塞思在柯克的追悼会上对着七万人说“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当川普公开宣称“我恨我的对手”，他们实际上就是在运用一种神圣化的修辞，把政治对手转化为“与上帝为敌的邪恶势力”。一旦这种逻辑被接受，接下来的一切便不再是政策分歧，而是圣战：在圣战中，对手已经被非人化为恶魔，妥协则意味着背叛，暴力也可以被合理化。
在当代教会内部，对这种异化同样有人痛心疾首。《基督教今日》的主编拉塞尔·摩尔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今天的美国，耶稣对于许多信徒而言只是车头上的一个装饰。所谓装饰，不能驱动车辆前进，它只是表明身份的符号。信仰如果只剩下身份标签，就很容易与政治立场混淆，把“我是基督徒”与“我是共和党人”画上等号。这种转变使得宗教不再是生命的内在转化力量，而只是政治归属的外在象征。
托尔斯泰与摩尔，分属不同的世纪，却不约而同地揭示出相同的危险：宗教与政治一旦深度捆绑，宗教将失去改变人心的力量，政治也将失去妥协的可能。政治的本质是处理差异，寻找妥协，而宗教化的语言却把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清算。在这样的逻辑中，政策的讨论空间被挤压，公共生活滑向敌我分明的“圣战”叙事。追悼会上的欢呼正说明这种叙事正在赢得掌声。
理论上的警示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可以轻易避免这种局面。美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几乎注定了宗教与政治的深度交织。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学者布鲁斯·舒尔曼(Bruce Schulman)在《为何美国无法政教分离，Why America Can’t Separate Religion and Politics》一文中曾经指出，尽管在宪法中，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但自建国之初就无法真正做到宗教与政治的彻底分离。
早期的清教徒把新大陆视为“山巅之城”，他们建立的社区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实验；《独立宣言》中也有“造物主赋予的权利”的文本，用神学词汇为革命赋予正当性；在南北战争前的废奴运动时期，北方的教会一直是提倡废除奴隶制的堡垒；而民权运动时期，教会的参与同样不容忽视，马丁·路德·金本身就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的布道也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力量。
这些例子说明，宗教一直以来就在为美国政治提供合法性来源与道德支撑，并介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像欧洲式的彻底世俗化，在美国几乎没有可能。
这种历史的遗产，使得当代的困境更加尖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仍有 63% 的美国成年人自认是基督徒，只有28% 表示自己“无宗教”。这意味着，即使宗教人口比例在下降，宗教身份依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背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任何会说宗教语言的政治人物，都能够触动庞大的共鸣网络。
与此同时，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的调查表明，大约三成的美国人倾向于“基督教民族主义”，相信美国应当体现基督教价值观。这一比例足以在关键选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说明宗教化政治叙事拥有坚实的群众土壤。
而布鲁金斯学会与 PRRI 的另一项联合研究更进一步揭示，基督教民族主义与排外、对多样性的敌意以及对政治暴力的宽容度都有显著的关联。这意味着，当政治诉诸宗教语言，它可能带来的不是宽恕，而是排斥，不是和平，而是潜在的暴力。
面对这种趋势，宗教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全美教会协会(NCC)在 2022 年发布声明，公开批评“基督教民族主义”，强调教会必须保持道德独立，不能成为任何党派的工具。声明直言，把基督教与某一政治项目捆绑是对福音的扭曲。这种声音说明，在宗教群体内部，依然有人清醒地认识到危险，并试图拉回信仰与政治的边界。
因此，美国所面临的局面是双重的。一方面，从托尔斯泰到当代教会的反思，都表明政教结合会腐化信仰、极化政治、侵蚀公共生活。但另一方面，从清教徒到《独立宣言》再到民权运动，美国历史又证明宗教一直是政治运动合法性和动员的重要资源。
这种张力在当下依旧存在：数据表明宗教政治化趋势仍在扩大，而教会内部的批判声音则显得相对微弱。于是，美国的困境就凸显出来了：既不可能像欧洲那样彻底切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又必须设法防止宗教化政治演变为全面的敌我圣战。
在查理·柯克遇害后的日子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并不只是体育馆里那些响亮的宣告，而是这种语言如何迅速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正如《大西洋月刊》记者斯蒂芬妮·麦克拉门在《查理·柯克与第三次大觉醒，Charlie Kirk and the ‘Third Great Awakening’》中所描写的那样，柯克去世几天后，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家兽医诊所外，出现了一个自发的抗议场景。
一名男子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诊所老板批评柯克的帖子后，愤怒到无法自已。他祷告，问上帝是否应当采取行动，尽管没得到回应，他却认为是一种默许，然后就在诊所外竖起了一面写满指控的大横幅，每天守在那里，逼得诊所只能关门歇业。他坚信这不是个人的情绪反应，而是正在参与一场“属灵战争”，甚至准备了枪支以防不测。
麦克拉门写道，这样的行动在柯克死后迅速扩散，成为数百万点击、数十万人关注的现象。这里我们看到，“属灵战争”的叙事不再是抽象的神学，而是直接改变了普通人的行为方式，把他们从批判对手的观众，变成了将矛头指向邻居的战士。这种将政治冲突转译为“与魔鬼的搏斗”的修辞，赋予个体一种正义感，也赋予他们对抗的合法性。
然而，正如彼得·韦纳在《完全被川普主义改造的基督教，Fully MAGA-fied Christianity》中所批评的，这种语言的代价是双重的。首先，它腐蚀了宗教本身。基督信仰的核心在于宽恕与爱，但当“属灵战争”成为政治口号时，基督的声音被边缘化，耶稣的教导只剩下“车头装饰”，信仰失去了改变人心的力量。其次，它腐蚀了政治。政治的本质是差异中的妥协，但当宗教化语言主导政治，妥协就成了背叛，对手就成了恶魔。
韦纳写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基督徒本应成为“和解的执事”，却因为政治化的信仰而变成“敌对的战士”。这种转变，让公共生活失去了多元对话的可能，只剩下敌我划线的斗争。
“政治——尤其是文化战争式的政治——为许多原教旨主义者和福音派信徒提供了共同体的归属感和共同的敌人。它赋予他们生命以目标和意义，让他们觉得自己成了善恶大戏中的主角。这使他们精神振奋。而他们一次又一次互相安慰，告诉彼此：那些阴暗的激情，其实就是公义的表达。他们把自己的怨恨神圣化了。”
把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看，问题就更加清楚了：宗教化的政治宣传并不仅仅改变了舞台上的话语，也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实践。它把邻居变成敌人，把理念的差异变成仇恨的理由。而它的深层危害，在于剥夺了宗教和政治各自的健康功能。宗教不再能提供宽恕和爱作为治愈的资源，政治也不再能通过妥协和协商化解矛盾。
追悼大会上的欢呼声，与诊所草坪上的横幅，其实是同一逻辑的两端：一个在宏大的舞台上宣告敌我之战，一个在街头巷尾把这种战争具象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人是否虔诚，而在于他们已经把虔诚与敌意混为一谈，把政治参与当作属灵考验，把属灵修辞变为了政治的子弹。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5/09/charlie-kirk-christian-trump/684394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25/09/charlie-kirk-spiritual-warfare/684389
https://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5/02/26/religious-landscape-study-religious-identity
https://prri.org/research/support-for-christian-nationalism-in-all-50-states/
https://www.bu.edu/articles/2015/american-cant-separate-religion-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