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天前，当一场暗杀夺走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生命时，它也开启了一个深刻而危险的悖论。“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创始人柯克以其激进的言辞和不懈的组织能力，在右翼世界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然而，在他的众多标签中，有一个他本人尤为珍视——“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他曾不厌其烦地宣称，“仇恨言论在美国法律上并不存在”，即使是“丑陋的、恶心的、邪恶的言论”，也应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护。
因此，当柯克暗杀事件本应引发一场关于政治暴力、社会撕裂与言语界限的深刻反思时，他的政治盟友，那些声称要继承其遗志的人，却迅速将他的“殉道”转化为一场运动的燃料。而这场运动的目标，恰恰是系统性地解构他生前所捍卫的核心原则。他们挥舞着柯克的名义，发动的却是一场针对言论自由本身的战争。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就在事件爆发一周后，《华盛顿邮报》今天(9月22日)报道称，迪士尼决定恢复《吉米·金梅尔直播秀》(在中国俗称为“鸡毛秀”)的播出。节目将于周二回归，这标志着迪士尼在屈服于政府压力后的一次转折——尽管最初选择暂停以避免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但经过与金梅尔的对话后，公司最终拉回了节目。这一变化突显了媒体公司在政治风暴中的摇摆不定：短期内示弱以求自保，长远却可能重新评估言论自由的底线和这一立场能换来的商业价值。
一切始于言语。在柯克遇刺后的第四天，9月15日，ABC电视台的深夜节目主持人吉米·金梅尔(Jimmy Kimmel)选择用他最擅长的武器——讽刺与幽默——来触碰这个高压话题。在深夜脱口秀节目的开场白中，金梅尔不仅谴责了暴力，也对右翼在悲剧发生后迅速将矛头指向左翼的“政治投机”进行了嘲讽。他还根据当时网络上流传的未经证实的传言，暗示行凶者可能与MAGA运动有关，并穿插了一段采访川普的搞笑片段。
这段独白的效果是爆炸性的。在右翼媒体和社交网络上，金梅尔立即被描绘成一个在悲剧前幸灾乐祸、散播阴谋论的冷血小丑。#CancelKimmel(取消金梅尔)的话题标签迅速攀升，愤怒的呼声要求节目制作母公司ABC立即解雇他。这本是一场虽然激烈但尚在舆论范畴内的文化战争。然而，当政府的最高层决定介入时，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将这场舆论讨伐升级为国家级压制的关键人物，是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作为由川普任命的共和党籍委员、《2025计划》FCC一章节的撰写者，卡尔绕过了FCC通常的调查和听证程序，直接向媒体发出了史无前例的公开威胁。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将金梅尔的言论定性为“病态至极”，并声称这可能构成了FCC有权管辖的“广播骗局”(broadcast hoax)。
随后，他发出警告：“像迪士尼(ABC的母公司)这样的公司，可以选择用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选择用困难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要么他们自己对金梅尔采取行动，要么FCC将有额外的工作要做。”他明确表示，所谓的“困难的方式”可能包括对ABC附属台处以巨额罚款，甚至吊销其广播执照。
这番言论的震撼性在于其赤裸裸的胁迫本质。FCC作为一个本应保持政治中立的独立监管机构，其主席却公然以该机构最强大的武器——吊销执照的权力——来威胁一家媒体公司，仅仅因为其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言论令执政党不悦。这种行为是如此出格，以至于连一向被视为川普坚定盟友的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都感到震惊。克鲁兹在社交媒体上评论道，卡尔的威胁“危险至极”，听起来就像“黑手党在说‘你这里的酒吧不错，要是出了什么事就太可惜了’”。他警告说，一个共和党政府利用FCC来压制左翼言论，将为未来的民主党政府利用同样手段压制右翼言论敞开大门。
然而，克鲁兹的警告为时已晚。在卡尔发出威胁后的短短几个小时内，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第一块倒下的，是美国最大的地方电视台所有者——Nexstar媒体集团。该公司旗下拥有23家ABC的附属电视台。Nexstar广播部门总裁安德鲁·奥尔福德发表声明，称金梅尔的言论“在我们国家政治话语的关键时刻，是冒犯和麻木不仁的”，并宣布其旗下所有ABC附属台将从当晚开始停播《吉米·金梅尔直播秀》。
在Nexstar宣布停播后不到两小时，压力完全转移到了ABC母公司迪士尼的身上。面对FCC主席的直接威胁和最大电视网盟友的公开背弃，迪士尼迅速选择了屈服。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吉米·金梅尔直播秀》将被“无限期预先占用”(pre-empted indefinitely)，这实际上是无限期停播的委婉说法。一位家喻户晓的电视主持人，因为一段政治不正确的独白，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晚，总统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庆祝了这一结果。“祝贺ABC终于有勇气做了必须做的事，”他写道，“吉米·金梅尔缺乏才华，更重要的是，他的收视率很差。他早就该被赶走了！”
川普的回应堪称一次经典的政治操弄。他巧妙地回避了其中涉及的言论自由和政府权力的核心争议，而将其重新包装成一个基于商业逻辑(收视率差)和个人能力(缺乏才华)的决定。然而，这种说辞无法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在此事件发生前，川普本人就曾多次公开表达过利用政府权力惩罚媒体的意愿。他曾抱怨ABC和NBC等网络对他进行了“97%的负面”报道，并公开质问：“他们的执照什么时候被吊销才是合适的？这对国家来说是件坏事。”
因此，金梅尔事件并非一次孤立的行动，而是川普政府长期以来将媒体视为“公敌”并试图将其规训的逻辑延伸。从总统的抱怨，到FCC主席的威胁，再到媒体公司的屈服，一条清晰的因果链已经形成。风暴已经登陆，而它的目标远不止一个深夜节目主持人。它指向的，是支撑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之一。
吉米·金梅尔事件并非一次偶然的、失控的政治反应，而是一场精心策划或至少是顺势而为的、多层次的权力展示。要理解其对美国民主规范的深远冲击，就必须解构其背后的三重压制策略：将行政权力化为直接的惩罚工具，将监管机构变为党派斗争的武器，以及将国家悲剧当作扩大政治清洗的道德外衣。这三者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威权主义图景。
一、 直接胁迫与惩罚：行政权力的铁拳
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此次行动的粗暴与直接。卡尔以FCC主席的身份发出的威胁，标志着行政部门对媒体的干预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在历史上，美国政府，尤其是白宫，对媒体施加影响并不罕见。从肯尼迪政府向《纽约时报》施压，到尼克松政府臭名昭著的“敌人名单”和对记者的窃听，都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然而，这些行为大多在幕后进行，或通过代理人进行更为微妙的“口头施压”(jawboning)。其核心逻辑是利用总统的权势地位进行非正式的劝说或暗示，媒体公司或许会因忌惮未来的监管麻烦而进行自我审查。
但卡尔的行为完全不同。他没有暗示，而是明示；他没有私下劝说，而是公开宣判。他将FCC最强大的惩罚工具直接与一个特定的言论内容挂钩，并给出了明确的最后通牒。这种行为的本质，已经不是“施压”，而是“胁迫”。它将行政权力中最具强制性的部分，直接用于镇压一个批评政府的声音，绕过了所有正当的法律程序和调查环节。
这种策略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为未来的政府树立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一旦行政部门可以仅仅因为不喜欢某个主持人的笑话或某个新闻网的报道，就动用国家机器进行公开惩罚，那么媒体的“第四权”地位便荡然无存。新闻编辑室的决策将不再仅仅基于新闻价值和公众利益，而必须时刻考量来自华盛顿的政治风险。这种“寒蝉效应”将是深远而致命的，它会扼杀调查性报道，压制政治讽刺，最终导致媒体成为权力的应声虫，而非监督者。川普总统本人对此毫不讳言，他庆祝金梅尔被停播，正是在向所有媒体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二、 监管权力的武器化：看不见的杠杆
如果说卡尔的直接威胁是看得见的铁拳，那么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腐化，则是将本应中立的监管机构“武器化”，使其成为服务于党派议程的隐秘杠杆。FCC的法定使命是管理公共频谱资源，确保广播电视服务于“公共利益、便利和必要”(public interest,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它被设计为一个独立于白宫日常政治之外的专业机构。
然而，在金梅尔事件中，FCC的角色被彻底扭曲了。其主席的行为并非出于维护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属性，而是纯粹的政治动机——惩罚总统的批评者。他声称金梅尔的言论可能构成“广播骗局”，但这在法律上是一个极其牵强的解释。FCC对“骗局”的定义有着严格的标准，通常指那些可能造成直接、即时公共伤害的虚假信息，例如谎报灾难或犯罪事件。一个深夜喜剧演员对政治事件的讽刺性猜测，无论其是否得体，都远不符合这一定义。
更阴险的是，政府利用FCC在商业领域的巨大审批权，来换取媒体在内容领域的顺从。Nexstar集团的案例就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当一家公司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前景需要仰仗一个监管机构的点头时，它对该机构主席的“建议”会何等顺从，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做法创造了一种“权力寻租”式的审查环境：媒体公司为了商业利益，会主动审查自己的内容，以迎合监管者的政治偏好。
这种模式并非始于金梅尔事件。资料显示，在川普政府时期，为了让一项合并交易获得FCC的批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母公司派拉蒙全球(Paramount Global)曾被迫承诺，要确保其新闻和娱乐节目“没有偏见”，并同意聘请一名监察员来审查对其内容政治倾向的投诉。FCC的一位民主党委员当时就谴责这些让步是对“新闻编辑室决策和编辑判断的前所未有的控制，直接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这表明，将监管权与内容审查进行利益交换，已经成为一种系统性的操作。当监管机构不再是市场的公正裁判，而沦为执政党的政治打手时，整个媒体生态的独立性便从根基上遭到了侵蚀。
三、 以悲剧为借口扩大压制范围：新白色恐怖的道德外衣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或许是政府及其盟友如何利用查理·柯克的悲剧，将其作为发动一场更广泛言论清洗运动的道德制高点。他们并非就事论事地处理金梅尔的个案，而是试图借此机会，将所有他们不喜欢的言论都打上“仇恨言论”的标签，并予以根除。
司法部长帕姆·邦迪的声明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宣言。她公然宣称，“有言论自由，然后有仇恨言论”，并誓言联邦执法部门将“绝对会针对你，追捕你，如果你用仇恨言论针对任何人”。这番话在宪法层面是极其无知的，在政治层面却是极其危险的。它试图在美国法律中凭空创造出一个“仇恨言论”的例外，从而赋予政府审查言论内容的巨大权力。当被问及邦迪的言论时，川普总统甚至直接威胁记者说：“她可能会追查像你这样的人，因为你对我很不公平。”这无异于将司法部变成了总统个人的言论警察。
这场运动被迅速扩大化。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誓言要“追查”和“摧毁”资助左翼团体的自由派组织；副总统J.D. 凡斯(J.D. Vance)则鼓励普通人向雇主举报任何“庆祝”柯克去世的同事。约二十多名共和党议员甚至呼吁成立一个新的国会特别委员会，以调查“激进左翼攻击美国和法治背后的资金、影响力和权力”。
这一切都笼罩在对查理·柯克的哀悼之下，形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性的道德绑架。他们声称，为了捍卫“查理·柯克所实践和体现的言论自由”，就必须对他们的政治对手进行一场全面的调查和清洗。一个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就这样在他死后，被他的“信徒”们塑造成了一场言论压制运动的圣像。这不仅仅是虚伪，更是一种精密的政治策略：利用公众的悲伤和愤怒，为一场旨在压制异议、巩固权力的“新白色恐怖”铺平道路。他们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只有一种声音被允许存在的政治环境——他们的声音。
在帕姆·邦迪宣布联邦政府将“追查”发表“仇恨言论”的美国人时，她不仅是在发表一番政治恫吓，更是在挑战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近一个世纪以来由最高法院煞费苦心地建立的法律堡垒。她的言论，以及整个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行为，都基于一个在法律上完全错误的前提：即政府有权根据言论的内容和观点，来决定其是否应受到保护。然而，美国宪法的传统恰恰相反：它保护的，正是我们最憎恶的言论。
“仇恨言论”在美国法律中不存在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美国第一修正案的法律体系中，“仇恨言论”(hate speech)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剥夺宪法保护的言论类别。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在1929年的一个著名异议中，为这一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我们对宪法的理论有任何信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相信思想的自由——不仅仅是我们认同的思想的自由，更是我们所憎恨的思想的自由。”
这一理念在随后的判例中被反复确认。法院认为，一旦赋予政府权力去定义什么是“仇恨言论”，就等于给了政府一把可以随意用来压制异议的万能钥匙。今天被定义为“仇恨”的言论，明天就可能扩展到任何对政府的尖锐批评。因此，保护最令人不悦的言论，实际上是保护所有言论自由的防火墙。
言论自由的真正边界：“勃兰登堡测试”
那么，言论自由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它并非没有边界，但这条边界线被划定得非常严格和清晰。这条线的现代法律标准，来自于1969年最高法院在 Brandenburg v. Ohio 案中一致通过的判决。在该案中，法院推翻了对一名3K党领导人的定罪，他曾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充满种族仇恨和暴力暗示的言论。
法院在此案中确立了著名的“勃兰登堡测试”(Brandenburg test)，也被称为“迫在眉睫的非法行为”测试(imminent lawless action test)。根据这一标准，政府只有在言论满足两个严格条件时才能对其进行惩罚：
“迫在眉睫”是这里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暴力或非法行为必须是即刻的、马上的，而不是遥远的、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一个模糊的号召，或者一种表达愤怒和仇恨的言论，无论其多么令人反感，都远远达不到这一标准。
将此标准应用于金梅尔事件，结论显而易见。金梅尔的独白，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其品味，其内容是对政治事件的讽刺和评论，完全不具备煽动任何“迫在眉睫的非法行为”的意图或可能性。同样，邦迪所泛指的“仇恨言论”，绝大多数也只是表达了令人不悦的观点，而非煽动即刻的暴力。邦迪和川普政府的做法，本质上是试图用一个模糊的、充满感情色彩的“仇恨”标签，来取代一个严格的、客观的法律标准，其目的昭然若揭。而川普政府内阁成员像斯蒂芬·米勒以及川普本人，经常公开发表仇恨言论，却从未受到过政府部门的审查和质疑。
这些判例清晰地表明，美国宪法保护言论的自由，而不是言论带来的情感舒适。帕姆·邦迪所宣称的对“仇恨言论”的战争，不仅在道德上具有误导性，在法律上更是对美国宪法传统的公然挑战。
川普政府对柯克遇刺的后续反应，表现出一种正在崛起的威权主义冲动——一种利用悲剧、操纵法律、并挥舞国家权力来压制异议的冲动。
回顾整个事件链，我们看到了一幅完整的压制图景。它始于一个喜剧演员的争议性言论，但迅速被一个怀有政治动机的政府所利用。通过FCC主席赤裸裸的威胁，它展示了行政权力可以直接迫使媒体噤声。通过利用其在商业审批上的隐形杠杆，它揭示了监管机构如何被武器化，以实现党派目标，并诱发广泛的自我审查。最终，通过将柯克这位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塑造成反“仇恨言论”运动的殉道圣像，它完成了一次堪称“奥威尔式”的话语挪用，即以捍卫自由之名，行扼杀自由之实。
这场风暴的核心，是帕姆·邦迪所代表的、对第一修正案的根本性误读和蓄意歪曲。她试图让美国人相信，在“言论自由”之外，存在一个可以被政府随意定义和清除的“仇恨言论”地带。然而，一个半世纪的宪法判例已经雄辩地证明，这条界线并不存在。在美国，保护我们所憎恨的思想，恰恰是保护我们所有思想自由的前提。一旦这个前提被摧毁，一旦政府获得了裁决思想的权力，那么没有任何言论是安全的。
然而，这个事件的转折再次提醒我们，威权主义的推进并非不可逆转。迪士尼的决定——在最初暂停节目以“避免进一步激化紧张局势”后，经过与金梅尔的对话，最终选择恢复播出——反映了媒体公司在政治压力下的复杂考量。或许是公众对言论自由的呼声，或许是内部对商业与原则的权衡，又或许是认识到长期屈服将损害品牌声誉，这一拉回标志着一种暂时的抵抗。但它也暴露了问题的根深蒂固：一个节目能在几天内被暂停，又在几天内恢复，这本身就是对政府胁迫的默认。警钟已经敲响。它不仅是为吉米·金梅尔和ABC而鸣，也是为所有珍视思想自由市场的人而鸣。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中，应对坏言论的方法，是说出更好的言论；应对谎言的方法，是揭示真相；应对仇恨的方法，是发出理性和宽容的声音。而绝非，也永远不应是，动用国家的强制力，让那些我们不喜欢的言论消失。
参考资料：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5/09/22/kimmel-kirk-abc-disney/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5/09/pam-bondi-first-amendment-charlie-kirk/684224/、https://www.theatlantic.com/newsletters/archive/2025/09/charlie-kirk-free-speech-republican-party/684235/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bondi-doubles-down-on-free-speech-attack-that-era-is-over/
https://www.theverge.com/policy/777615/republicans-radical-left-select-committee
https://variety.com/2025/tv/news/jimmy-kimmel-pulled-reactions-slam-abc-1236522676/
https://www.vox.com/politics/462012/kimmel-suspension-trump-fcc-kirk-free-speech
https://www.vox.com/politics/462120/trump-kimmel-free-speech-paradox-democracy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1kwzgrwdd0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