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的第一个周末，洛杉矶的空气中充满了紧张与对峙。一场始于联邦移民执法的冲突，在短短72小时内，如野火般蔓延，迅速演变为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
6月7日，星期五： 导火索被点燃。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洛杉矶一些地区展开行动，逮捕了44名无证移民。作为回应，派拉蒙和康普顿等地爆发了抗议。在冲突中，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地区主席戴维·韦尔塔（David Huerta）也在当天的抗议活动期间被捕，进一步激化了民众情绪。
6月8日，星期六： 局势急剧升级。在洛杉矶南部拉丁裔聚居城市派拉蒙，一家家得宝（Home Depot）超市附近爆发了冲突，当时联邦特工正在附近的国土安全部办公室集结。ICE当天又逮捕了118人，而街头的抗议演变为暴力冲突。联邦探员动用了催泪瓦斯和闪光弹，抗议者则投掷石块和汽油弹，并焚烧了多辆Waymo自动驾驶汽车。在这一天，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利维特宣布，川普总统将部署20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解决持续恶化的违法行为””。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更发出威胁，称驻扎在彭德尔顿营的海军陆战队已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晚，川普总统正式签署命令，在未经州长请求的情况下，将加州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控制之下。
6月9日，星期日： 联邦力量抵达，对峙进入白热化。约300名国民警卫队员抵达洛杉矶，但市长凯伦·巴斯与总统就部队是否已实际部署各执一词。洛杉矶市中心的抗议活动被警方宣布为非法集会，逮捕人数持续攀升，整个周末超过70人被捕。州长加文·纽森在电视采访中，针对川普政府官员声称要抓捕他的威胁，公然发出“来抓我啊（come after me, arrest me）”的挑战，并说川普是一个冷血的撒谎者（stone code liar），并正式要求白宫撤销其“非法部署”。
这三天的急速演变，不仅是一场地方治安事件的失控，更是一场围绕美国立国之本的斗争。它将我们引向了几个核心问题：当联邦政府绕过州长，将本州的武装力量调转向本州的人民时，联邦主义的原则意味着什么？当一位在任总统暗示逮捕一位民选州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时，法治的底线又在哪里？洛杉矶的冲突，成为了检验美国民主制度韧性的一块试金石。
对“叛乱”的随意定义：川普政府部署军队的核心法律主张是，洛杉矶的局势构成了“叛乱或面临反对美国政府权威的叛乱危险”。总统及其支持者，如“边境沙皇”汤姆·霍曼（Tom Homan），将抗议者描绘为“闹事者和叛乱分子”，将抗议活动定性为“暴力、叛乱暴徒”掀起的“无法无天”的暴乱。这种定性是启动《叛乱法》的先决条件。
周一，加州政府提起对川普联邦化国民警卫队的诉讼。诉讼中尖锐地指出，这种对叛乱的定性严重夸大了事实。尽管抗议中出现了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和焚烧车辆，但其规模和烈度远未达到历史上真正援引《叛乱法》的程度，例如1992年的洛杉矶大骚乱。加州总检察长邦塔明确表示，大多数抗议活动是和平的，当地执法机构完全有能力处理少数暴力事件。将混杂着和平示威的抗议活动等同于旨在“推翻美国领导层”的“叛乱”，是一种危险的法律概念滑坡。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将法律中用于应对国家存亡危机的极端条款，降格为处理地方治安问题的工具。这不仅是对法律条文的滥用，更是对“叛乱”这一词汇历史重量的消解，为未来任何一届政府将政治异议定义为“叛乱”打开了方便之门。
比对“叛乱”的定义争议更为核心的，是部署程序上的合法性质疑。加州政府诉讼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川普政府在未经州长许可、甚至公然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强行联邦化了加州国民警卫队。这是对联邦制权力分享原则的直接冲击。
国民警卫队在美国军事体系中拥有独特的双重身份：在平时，它是各州的武装力量，由州长指挥，用于应对自然灾害和维持州内秩序；在战时或特定国家紧急状态下，总统可以将其联邦化，纳入联邦武装力量序列。传统上，在国内执法事务中动用国民警卫队，尤其是联邦化部署，通常是在州政府请求下或至少是协商同意后进行的。加州官员指出，此次行动是自1965年民权运动以来，首次在未经州长许可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强行征用一州的国民警卫队以应对国内抗议。
诉讼特别引用了《美国法典》第10篇第12406条，该条款明确要求召集国民警卫队的命令必须“通过州长”下达。川普政府显然绕过了这一法定程序。这种“非法绕过”不仅剥夺了州长作为其州最高行政长官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宪法权力，更严重的是，它剥夺了加州在邦塔所说的“紧急情况下保护公民所需的资源”。这无异于联邦政府缴了州的“械”，然后用州的武装力量来执行与州政府意愿相悖的联邦政策。这已经不是合作联邦主义（Cooperative Federalism），而是强制联邦主义（Coercive Federalism）的极端体现。
讽刺的是，现任国土安全部长、时任南达科他州长的诺姆，去年曾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如果拜登总统联邦化国民警卫队，那就是对州权的直接攻击 。”
大选前，州权是美国立国之本！大选后，派军队过去，把州长给抓起来！
如果说联邦化国民警卫队是对联邦制原则的严重侵犯，那么授权部署700名现役海军陆战队员则标志着一次更令人警惕的升级。这一举动直接触及了美国军事传统中一条深植人心的红线 — —即按照《地方保安法》（Posse Comitatus Act）的精神，不得使用现役军队在国内执行执法任务。
尽管《叛乱法》是《地方保安法》的法定例外，但动用海军陆战队这样的联邦一线作战部队来对付本国公民，其象征意义和潜在后果远超国民警卫队。州长纽森将国防部长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威胁”部署海军陆战队的言论斥为“精神错乱的行为”，并称其为“完全没有根据、没有理由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这番言论精准地捕捉到了此举的危险性。它模糊了对外防御与对内执法的界限，传递出联邦政府已将部分美国公民及其所在州视为敌对实体的信号。这种做法不仅加剧了本地的恐惧与对立，更在国家层面上侵蚀了军队远离国内政治的根本原则。
川普政府在洛杉矶的法律操作，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扩张。通过对法律概念的扭曲、对法定程序的漠视和对军事力量界限的突破，行政部门将其意志强加于一个主权州之上，从而在法律层面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
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莫过于在其“边境沙皇”汤姆·霍曼养眼可以逮捕州长纽森之后，川普总统公开表示，“如果他是汤姆，他会这么做，那将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尽管霍曼事后澄清“目前没有逮捕州长的意图”，但他附加的条件 — — 除非纽森“越界对ICE官员犯罪” — — 本身就充满了威胁性。这意味着联邦行政部门正在以刑事调查和逮捕为潜在武器，来对付一位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民选州长。
上周六，霍曼在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没有明确排除逮捕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的可能性——尽管他没有透露是否会逮捕他们，并表示他认为巴斯“还没有越界”。
纽森以一句充满蔑视的“来抓我啊，硬汉！”（Come and get me, tough guy!）作为回应，这句极具个人色彩的挑战，恰恰反映了局势的严重性。他将川普的言论定性为“迈向威权主义的明显一步”、“独裁者的行为”，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跨越的界线”。
周一下午，当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记者问川普，纽森犯了什么罪要被逮捕时，川普表示，纽森“主要罪行就是竞选州长，因为他工作做得太差了”。 纽森在 X 回应道 ：“川普承认，他会逮捕一位现任州长，仅仅因为他竞选过公职。”
这个瞬间，将整场冲突的本质暴露无遗。它不再是关于部署军队的合法性争议，而是关于民主制度最核心的规范：政治对手之间是通过选票和辩论来竞争，还是通过手铐和监狱来解决？川普和霍曼的言论，就是在公然挑战这一规范。它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规则，那就是不服从总统议程的州长，可能会被贴上“罪犯”的标签。纽森称之为“独裁者的行为”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跨越的界线”，恰如其分。因为一旦“逮捕政敌”成为一种可以被公开讨论、甚至被总统称赞的选项，那么法治（rule of law）就面临着沦为“以法统治”（rule by law）的危险 — — 法律不再是约束权力的准绳，而成为当权者打击对手的武器。
那么，总统真的能逮捕一位州长吗？历史和法律都为这种想法设置了极高的壁垒。
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位在任总统因政治或政策分歧而成功逮捕一位在任州长的先例。最常被提及的近似案例，如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政府为防止国家分裂，确实逮捕过一些同情南方的州议员，但那是在国家面临存亡的战争状态下，其核心是“叛国”，与和平时期的政策冲突有着天壤之别。而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遣军队对抗阿肯色州长，是为了强制执行联邦法院的判决，是在维护法治，而非逮捕州长本人。
从法律上讲，总统逮捕州长更是面临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总统没有直接下令逮捕个人的权力。美国的法治体系要求任何逮捕都必须基于司法程序和“合理依据”（Probable Cause），通常需要独立的法官签发逮捕令。其次，难以界定罪名。一位州长依据其州宪法和法律行事，即便与联邦政策相悖，也很难被定性为个人犯罪。这通常被视为需要通过法院解决的管辖权争议。
因此，川普关于逮捕纽森的言论，虽然在法律上几无可能实现，但其政治破坏力是巨大的。它代表了对民主规范的蓄意侵蚀，是将威权手段引入美国政治的危险尝试。洛杉矶的这场冲突，从街头的石块与催泪瓦斯开始，最终升级为一场对美国宪法原则的严峻考验，而那句“逮捕他会很棒”的言论，正是这场考验中最令人警醒的时刻。
洛杉矶部署事件最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息，军队撤离，诉讼在冗长的司法程序中淡化。然而，它在美国宪政地貌上划下的裂痕，却将难以愈合。
首先，该事件暴露了总统紧急权力的巨大风险。 通过对《叛乱法》等法律进行扩张性和机会主义的解释，川普政府展示了行政部门如何能够将旨在应对国家存亡危机的非常规权力，用于推进国内政治议程和压制异议。这为未来的总统提供了一个危险的蓝图，即在缺乏明确法律授权和共识的情况下，仅凭单方面对“危机”的定义，便可动用军事力量介入国内事务，从而架空国会和州政府的制衡作用。
其次，它重创了美国的联邦主义。 联邦与州之间基于信任与合作的关系，在这次事件中被彻底撕裂，代之以猜忌、对抗和权力斗争。当联邦政府将州的国民警卫队视为可以随意征用的工具，将州长视为需要被规训的下属，联邦制便失去了其作为权力分散和地方自治保障的意义，蜕变为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系。这对美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文化多元的国家而言，是极其危险的。
最后，也是最令人警惕的，是该事件所展现的威权主义倾向。将政治对手描绘成“叛乱分子”，威胁要将其逮捕，这种言行跨越了民主政治的底线。它表明，当政治极化达到一定程度，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规范也会变得脆弱不堪。法治（rule of law）有被“以法统治”（rule by law）取代的危险，即法律不再是约束权力的准绳，而成为当权者打击对手的武器。
洛杉矶的街头对峙，不仅是川普与纽森两位政治人物的个人恩怨，也不仅是共和党与民主党的一次激烈交锋。它是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是对美国权力分立、联邦主义和法治原则的一次压力测试。结果显示，这些维系国家的支柱，比许多人想象的要脆弱。它警示着所有美国人：宪政民主并非一劳永逸的成就，它需要每一代人以警惕、理性和克制去积极捍卫，否则，其根基就可能在不经意间被悄然侵蚀。
参考资料：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national-guard-california-lawsuit-gavin-news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