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2026年1月24日，明州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被一声意外的脆响和随后的密集枪声撕裂。这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终结，更是美国宪法秩序在街头执法暴力面前的一次全面溃败。37岁的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一位曾宣誓捍卫国家的退伍军人、现任退伍军人事务部ICU重症加护病房的护士，在保护一名被联邦特工推倒在地并被喷液体的女性后，被数名联邦探员压倒在地且被缴械后惨遭击毙。
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的悲剧，它是联邦执法权力无限膨胀与公民基本权利发生剧烈碰撞的必然结果。当“都市激增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将战区战术引入城市街道，当合法的持枪公民被官方叙事扭曲为“刺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失败的执法，更是一场关于法治、自由与国家暴力的深刻危机。本文将剖析普雷蒂持枪的合法性基础、联邦特工杀人的非法性逻辑，ICE军事化执法背后更深层的宪法争议，以及当国家机器的枪口调转方向时，宪法第二修正案是否还能成为公民最后的盾牌。
要理解这起案件的法律性质，首先必须精准还原那几秒钟的死亡序列。根据现场多角度视频及Bellingcat等开源情报机构的分析，普雷蒂的死亡过程与官方最初发布的“自卫叙事”存在根本性的事实冲突。
事发时，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与其下属的精锐战术单位——边境巡逻队战术单位（BORTAC）正在执行逮捕任务。现场混乱不堪，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弥漫。普雷蒂出现在画面中时，并没有像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所声称的那样“挥舞枪支”。相反，视频清晰地显示他左手拿着一部手机正在拍摄，右手试图扶起一名被化学刺激剂击倒的妇女。这是一种典型的“好撒玛利亚人”行为，而非攻击姿态。
随后，由于混乱或被视为干扰执法，普雷蒂被数名全副武装的特工扑倒。在这场不对等的肢体冲突中，普雷蒂被至少六名特工面朝下死死压在人行道上。关键转折点出现了：普雷蒂的外套上翻，露出了腰间枪套内的Sig Sauer P320手枪。视频捕捉到一名特工伸手解除了他的武装，将手枪从枪套中拔出并向后退去。
就在这一刻——当普雷蒂已经失去武器、被物理压制且无法动弹时——悲剧发生了。有一种说法称，负责缴械的特工可能因操作失误或极度紧张，意外扣动了普雷蒂手枪的扳机，导致了一次非主观意愿的走火。这一声枪响在高度紧张的BORTAC小队中引发了连锁反应，另外两名特工误以为遭受伏击，随即使用格洛克手枪向身下的普雷蒂背部连开数枪。普雷蒂当场毙命，死时手无寸铁。事后的新闻报道显示，有两名特工先后开枪，前后一共射发10颗子弹。但是根据纽约时报逐帧分析显示，特工的每一枪都是针对普雷蒂射击的，不存在开枪走火的事实。
这一过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普雷蒂并非死于“拒捕”或“交火”，而是死于联邦特工近乎处决式的过度反应。
在悲剧发生后，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试图通过将普雷蒂描绘成罪犯来通过舆论审判。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和边境巡逻队负责人格里戈·博维诺（Greg Bovino）反复强调普雷蒂携带了“装满子弹的额外弹匣”，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指其为“刺客”，暗示其出现在抗议现场本身就是非法的。然而，这种指控在明尼苏达州的法律条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且充满欺骗性。
明尼苏达州的法律高地 普雷蒂的行为完全受到明尼苏达州法律的严格保护。根据《明尼苏达州法规》第624.714条，该州实行“携带许可证”（Permit to Carry）制度。普雷蒂持有有效的州颁发许可证，这赋予了他极其广泛的权利：他不仅可以隐蔽携带，也可以公开携带装有弹药的手枪。
更重要的是，明尼苏达州法律并未设立所谓的“抗议禁区”。与联邦官员声称的“你不能带枪去抗议”相反，州法律并不禁止持有许可证的公民在公共集会、游行或抗议活动中携带武器，只要他们不以此威胁他人。普雷蒂当时身处尼科莱特大道的公共人行道上，并非联邦政府大楼内部（这是少数几个明确禁枪的区域之一）。因此，他出现在那里是合法的，他带着枪是合法的，他带着备用弹匣也是合法的。
第二修正案的实践者 在拥枪文化深厚的美国中西部，携带备用弹匣并不是“刺客”的标志，而是负责任的持枪者的标准操作程序（SOP）。这种习惯源于防卫训练中的冗余备份理念——防止弹匣故障而非为了持续交火。官方将这一合法的自卫准备妖魔化为“大屠杀企图”，不仅是对事实的歪曲，更是对第二修正案核心精神的背叛。
普雷蒂的行为完美诠释了保守派长期推崇的“好人持枪”形象：他有证、受过训练、枪支入套（Holstered）、且在遭遇冲突时未试图拔枪。他遵守了所有的游戏规则，却依然被制定规则的人杀害。这证明了在事发时，普雷蒂是一个行使宪法权利的无辜公民，而非执法对象。
至于为何ICE的杀戮构成非法。很简单：如果普雷蒂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联邦特工的杀戮行为就不仅是由于恐慌导致的意外，而是构成了严重的法律犯罪。从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非法搜查与扣押”（包括使用致命武力）的判例来看，ICE特工的行为在多个层面击穿了法律底线。
格雷厄姆标准的崩塌 美国最高法院在Graham v. Connor一案中确立了评估警察使用武力是否合法的“客观合理性”标准。该标准要求执法者必须根据“当下的具体事实”来判断是否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伤威胁。在普雷蒂案中，这一标准完全无法为特工辩护。
首先，威胁的不存在。当特工扣动扳机时，普雷蒂已经被物理压制（六人压顶），且最关键的是，他已经被解除武装。一个被压在地上、手中无枪的人，在客观上不可能对全副武装的特工小队构成“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
其次，意外走火不能成为杀人借口。虽然那声意外的枪响可能让特工误以为遭到攻击，但这并不能赋予他们盲目射击的权力。专业的执法人员，尤其是像BORTAC这样的精锐部队，被训练要求必须“确认目标”（Identify the target）后才能开火。向一个已经被己方完全控制、且背对自己的嫌疑人盲目倾泻火力，这违反了所有基本的交战规则（ROE）和警务标准。这种行为在法律上不仅是过度使用武力，更可能构成过失杀人甚至二级谋杀。
以“自卫”之名行“处决”之实 官方事后声称特工是“正当防卫”，这是对法律概念的滥用。自卫权的前提是防御者并非侵略者。然而，视频显示是特工首先对并无攻击行为的普雷蒂使用了化学武器，随后主动发起肢体冲突。
更恶劣的是，联邦检察官比尔·埃萨利提出的“埃萨利法则”——即“持枪接近执法者即构成射杀理由”——在法律上是荒谬的。这种论调试图建立一种“无过错处决权”：只要公民行使第二修正案权利，执法者就可以因“感到恐惧”而合法杀人。这实际上是赋予了联邦特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即“主观恐惧”可以压倒“客观事实”。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任何持枪公民在面对警察时都实际上处于“死缓”状态，这直接剥夺了公民的正当程序权利（Due Process）。
普雷蒂案对美国政治生态的冲击是毁灭性的。普雷蒂之死引发的最激烈的争论，莫过于川普政府在枪支权利问题上的惊人逆转。这不仅是一次政策上的自相矛盾，更是对保守派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背叛。
回顾2020年，当凯尔·里滕豪斯手持AR-15步枪在基诺沙开枪致人死亡时，川普和整个保守派阵营将他奉为英雄。那时的逻辑是清晰的：公民有权携带武器保卫社区。然而，当同样合法持枪、甚至未曾主动开火的普雷蒂倒在血泊中时，川普政府却抛出了一套截然相反的理论。
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公开宣称，“你不能带着装有弹药的枪支去抗议”。联邦检察官比尔·埃萨利更是提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论调：
如果你带着枪接近执法人员，他们就有极高的法律正当性射杀你。这种从“持枪是天赋人权”到“持枪接近警察即死罪”的剧烈摇摆，彻底激怒了全国步枪协会（NRA）。
川普一直以获得“第二修正案人群”的支持而自豪，因此，NRA此次的反击让他感到格外刺痛。NRA不仅没有为政府背书，反而公开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是“危险且错误的”。对于川普而言，当他最忠实的支持者——那些曾是他基本盘核心的拥枪者——开始指责他的政府在剥夺公民权利时，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根基正在动摇。
普雷蒂的行为完全受到明尼苏达州法律的保护。该州法律并未设立所谓的“抗议禁区”，持有许可证的公民在公共集会中携带武器是合法的。普雷蒂遵守了所有的游戏规则——有证、受过训练、枪支入套——却依然被制定规则的人杀害。这证明了在事发时，普雷蒂是一个行使宪法权利的无辜公民，而非执法对象。政府试图将他携带额外弹匣的行为定性为“大屠杀企图”，这种论调在精通枪械的保守派选民眼中，不仅是无知的表现，更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直接侮辱。
普雷蒂之死并非偶然，它是ICE及边境巡逻队在“都市激增行动” 的必然恶果。都市激增行动（英文为“Operation Metro Surge”），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自2025年12月起在明尼苏达州展开的一项大规模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由ICE和边境巡逻等机构以军事化战术对移民进行逮捕和驱逐。这起案件暴露了当用于边境战争的工具被部署到国内城市时，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反应。
涉案的BORTAC（边境巡逻队战术单位）并非普通的警察。他们是美国边境执法体系中的“特种部队”，其训练科目包括在沙漠中追踪毒枭、突袭武装据点和进行高风险的战术清除。他们的训练逻辑是基于“战争模式”的，即假定面对的是敌方战斗人员，强调火力压制和先发制人。
当川普政府为了政治目的，将这样一支习惯于在荒野作战、缺乏宪法第四修正案约束训练的准军事部队投放到明尼阿波利斯这种人口稠密的民事环境中时，悲剧的种子就已埋下。BORTAC特工不具备处理复杂警民关系的能力，他们不懂得“降级冲突”（De-escalation），只懂得“消除威胁”。在他们的战术视野中，手持手机拍摄的普雷蒂不是需要保护的市民，而是战场上的侦察兵；腰间的枪支不是宪法权利的象征，而是敌军的武器。
“都市激增行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报复色彩。由于明尼阿波利斯作为“庇护城市”长期抵制联邦移民政策，联邦政府此次行动不仅是为了抓捕非法移民，更是为了展示联邦权威，震慑地方反抗。这种“占领军”心态导致特工在执法时极其傲慢，经常拒绝与当地警方（MPD）协调，甚至阻挠州级调查人员进入现场。
这种缺乏监督的权力导致了“有罪不罚”的文化。在此前的蕾妮·古德案中，特工同样在争议情况下开枪，却被政府迅速以“反恐”名义庇护。这种包庇向一线特工传递了危险的信号：在针对“自由派城市”的行动中，通过暴力手段达成目标是被默许甚至鼓励的。普雷蒂成为了这种系统性暴力的牺牲品——他是联邦政府为了在政治上得分而支付的“附带损害”。
面对党内的普遍抵制和NRA的愤怒，川普展现了他典型的政治生存本能：当风向不对时，寻找替罪羊，宣布胜利，然后迅速转移话题。
首先被牺牲的是格雷格·博维诺。这位边境巡逻队的指挥官曾是明尼苏达行动的公开面孔，他因声称普雷蒂计划袭击特工且毫无证据，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系列不当言行，成为了完美的替罪羊。尽管政府官员坚称这一人事变动早有计划，但在普雷蒂被杀后的那个周一将他解职并调离，无疑是为了平息众怒。
紧接着，川普任命了有着“边境沙皇”之称的汤姆·霍曼接管明尼苏达州的行动。虽然民主党人对霍曼持怀疑态度，但在共和党内部，霍曼被视为一个更谨慎、更稳健的人物。与米勒和诺姆不同，霍曼在之前的枪击案中主张“保留判断”，没有急于发表激进言论。
霍曼的上任伴随着一项实质性的政策调整：以合作换撤离。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利维特宣布，如果地方官员增加与联邦政府的合作，边境巡逻队特工将“不再需要”在地面支援ICE。这实际上是为联邦力量的撤出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台阶。正如《大西洋月刊》所分析的，这并不是承认错误，而是将其包装为一种交易或策略调整，试图在不公开承认失败的情况下平息局势。
结语
亚历克斯·普雷蒂死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寒冬，但他留下的寒意却渗透进了美国政治的骨髓。他的死证明了在绝对的权力意志面前，法律条文、持枪许可证、甚至退伍军人的荣誉勋章，都无法成为免死金牌。
ICE在明州的暴力执法并非失控的意外，而是权力傲慢的常态。当政府将国内城市视为战场，将公民视为潜在敌人，并将宪法权利视为执法的绊脚石时，每一个走在街头的普通人——无论他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他手中拿的是抗议标语还是合法的枪支——都已置身于准星之下。普雷蒂案敲响的警钟是：当利维坦被解开锁链，它由于饥饿而吞噬的，往往是那些曾最热切喂养它的人。
参考资料：
https://deadline.com/2026/01/jon-stewart-alex-pretti-killing-ice-maga-1236698049
https://www.courtlistener.com/docket/72185880/10/minnesota-bureau-of-criminal-apprehension-v-n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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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2026/01/alex-pretti-shooting-trump-ice-minneapolis/685780/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nvg812n01no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r571qg4m61o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2026/01/alex-pretti-shooting-trump-ice-minneapolis/68578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01/policing-open-carry-minnesota-pretti/685767/
